毛泽东为什么要,毛泽东传

  三月底,田家英带领调查组分别去了韶山、炭子冲和唐家±宅。天华大队一直没有去。

毛泽东诚恳地承认,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100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这些讲话表明,经过“大跃进”和随后三年困难的挫折,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已经有了较深刻的认识,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是他从认识论角度为“大跃进”中犯错误、缺乏经验所作的一种开脱。

  四月初,陈伯达同胡绳、吴冷西、邓力群一起,对毛泽东的讲话整理稿通读了一遍,提出一些修改意见。毛泽东采纳了这些意见,并批给刘少奇和邓小平,说:“此件已请陈伯达等几位同志读了一遍,有些修改,我看过了,认为修改得好。现送上请审阅。如认为可用,请交尚昆同志处理。”②(②毛泽东给刘少奇、邓小平的批语,手稿,1962年4月7日。)

起因是1月18日,彭真在发言时称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三五年过渡问题和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这时邓小平插言引用了毛主席的这样一段话,即毛主席所说:你们的报告把我写成圣人,圣人是没有的,缺点错误都有,只是占多少的问题。不怕讲我的缺点,革命不是陈独秀、王明搞的,是我和大家一起搞的。

  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这样一个思想,就是:“有了总路线还不够,还必须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在工、农、商、学、兵、政、党各个方面,有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才有可能说服群众和干部,并且把这些当作教材去教育他们,使他们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然后才有可能取得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①(①《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89—304页。)

会议原定在刘少奇作完报告后,于1月30日或31日结束,代表们于31日晚即可离京回各地过春节。可是到29日下午,许多代表反映,话还没有说完,还弊着一肚子气。于是,毛泽东在和政治局常委商量后,决定延长会期,号召大家发扬民主,“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对此,广大与会者都表示热烈欢迎,群情高昂。

  七千人大会也有缺点和历史局限性。会议仍然肯定“三面红旗”是完全正确的,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左”的指导思想,而且还留下了后来党内斗争的阴影。作为这次会议的中心问题,民主集中制问题,后来也没有能够真正的贯彻实行,相反,却逐步地背离了这个基本原则。

刘少奇在肯定这些缺点错误并不牵涉到“三面红旗”本身后又说:“如果现在我们还不回头,还要坚持,即便不是路线错误也要走到路线错误上去。”

  关于党的工作,邓小平说:毛主席在无锡找华东几个省的同志谈了一下,回来跟我们谈,明年要抓工、农、商、学、兵、政、党七个字,明年要大抓一年。这几个方面都要理出一个头绪来,工作要做好一些。所以建议这次会议谈一谈党的问题。过去多少次会议,没有把党的问题集中地作为一个问题来谈一谈。

讲话指出,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表现在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为什么不足?这是因为1959、1960、1961年这三年,我们的农业减产了,减产数量相当大;工业生产在1961年也减产了,据统计减少了40%,或者还多一点,1962年也难于上升……这种形势,对于许多同志来说是出乎意料的,两三年前,我们原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都会有大跃进……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我想要实事求是承认事实就是这样……很显然,刘少奇的这种估计,对于大家认清形势是有极大帮助的。

  一月二十七日下午,举行全体大会。毛泽东主持,刘少奇作口头报告。

然而,最具特色的则是林彪的这样一段话:“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加依靠、更加相信党的领导,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这样,我们才更容易克服困难。而且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我感觉到,我们的同志对待许多问题,实际上经常出现三种思想:一种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种是‘左’的思想,一种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够很好地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左’边偏,说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实际上是走了样。当然,‘右’的思想也是有的,党内、党外都是有的。无论‘左’的、‘右’的,都是不符合实际的,都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确的东西,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毛主席思想。毛主席的优点是多方面的,不是一方面的。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这同我们某些同志只有一股猛劲不同,也和我们某些同志处处不振作、没有什么大的打算不同。我看,我们世界观的最主要的一个部分,最主要的东西,就是唯物主义,就是尊重事实,就是从实际出发,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按条件办事,按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办事,就是不是单凭愿望,而且要估计事情的结果,不仅仅根据需要,而且根据可能。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因此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党更需要团结,更需要跟着毛主席走。这样,我们党才能够从胜利走向胜利,从小的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我们的国家才能更加好起来,更加强起来。”

  周恩来对形势的估计,同刘少奇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在某些提法上更加慎重,而且尽量同七千人大会的提法相衔接。

作为中共中央主持第一线工作的主要领导人,为了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刘少奇一方面认为必须要正确认识问题,迅速纠正错误。

  关于形势,他兴奋地说:对形势要从积极方面去看,有困难要想办法去战胜它。缺点可以有几千条,但这是可以克服的。不可理不直、气不壮,不要灰溜溜。潜力是很大的,有困难,有办法,有希望。久卧思起,现在是起床的时候了。

讨论中谈到“三面红旗”问题,大多数代表肯定了报告的提法,认为“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的产物,具有科学的根据。特别是在党中央和毛主席在一系列根本问题上,逐步地规定了一套具体的方针政策,如“工业七十条”、“农业六十条”等之后,不仅巩固了人民公社,也促进了总路线无限生命力的发挥,但也有代表提出不同意见,称“三面红旗”抽象地说是正确的,到了具体问题就不好说了。比如这几年“大跃进”了,为什么却出现粮食、市场紧张?现在工业调整,农业恢复,能不能说还在继续跃进?有的代表则说“大跃进”、人民公社虽然有问题,不完全符合国内需要,可是为了反对修正主义,必须争一口气,把“三面红旗”高高举起……这实际上已经触及到思想路线方面的问题。难怪乎有的代表说,这次大会把“三面红旗”讲清楚,就算开好会了。

  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后称西楼会议)。应刘少奇的要求,陈云在二十三日的会议上就目前的财政经济形势和克服困难的办法发表了讲话。

4、代表们议论纷纷,欲言难尽

  而不是更弱了。”

按照毛泽东的观点,社会主义经济要通过“三面红旗”来确立,而反对“三面红旗”,社会主义经济如何来建立呢?这实际上是对刘少奇口头讲话的直接反击。再联想到随后八届十中全会开展对“单干风”、“黑暗风”和“翻案风”的批判,是不是可以对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有更深的理解呢?

  周恩来谈到他对形势估计的四句话“形势好,成绩大,困难多,任务重”的时候,毛泽东说:“形势是好的,错误都在改正,比去年好,在向好的方面走。农业有了六十条,工业有七十条,教育有六十条,商业也将要有几十条或者_百条,这就有办法。”

对于“大跃进”,会上人们提出的疑问最多,邓小平认为大家的想法都有道理,可是不提跃进,“三面红旗”就少了一面。刘少奇接着说,“三面红旗”少了一面不好,还是要提跃进。产量下来了,品种齐全了,质量提高了,还是跃进。今后几年内我们要在品种、质量、技术方面来个跃进。

  听取汇报中间,毛泽东讲了一些重要意见。

第二部分,根据大会的反映和30日下午毛泽东关于加强民主集中制的讲话精神,修改报告在反对分散主义前面加写了加强民主集中制的内容,将第二个问题“关于集中统一”,改题为“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报告将发扬民主与反对分散主义统一起来,在各级干部中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

  山的例子。那时,河北的同志在北京、在广州都讲了他们的主

报告在肯定“三面红旗”基本方向和主要原则是正确的前提下,指出这几年我们的“成绩是伟大的,缺点和错误是第二位的,而决不是相反。”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不是路线性质的错误,而是具体执行中的问题。

  七千人大会闭幕以后,毛泽东一直在外地。他在离京前,要田家英整理一下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二月下旬,田家英带着整理稿到了杭州,见到毛泽东。

由于刘少奇深入湖南农村进行了44天的调查研究,更多地了解到真实情况,因此对1958年以来的错误另有一番认识。

  报告修改稿,同十日印发的草稿相比,三个部分的基本框架没有改变,报告的基调也没有改变,仍然是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但前两个部分作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和补充。

陈云也中肯地说,我们要和帝、修、反争气,但争的方法不在数字,而是在按比例、配套,踏踏实实前进,只追求数字靠不住。

  刘少奇说:总的讲,是不是可以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书面报告里没有这样讲,那里只说成绩是第一位的,缺点和错误是第二位的。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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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十二日和十三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和通过中央批转陈云、李富春、李先念在国务院扩大会议上讲话的批语等。刘少奇说:这只是我们这里的讨论,毛主席不在北京,我们要立即向他汇报。主席同意,文件就下发,主席不同意,回来再议。③(③邓力群《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26页。)

林彪发言的主题虽是军事工作,但其“精华”是在开始部分以“党的工作”为题所谈的对“三面红旗”的看法,林彪首先肯定:“我们党所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这几年我们工作中产生的一些缺点,不是总路线本身的问题,而是执行中间的毛病。”“事实证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是可以大跃进、应当大跃进的。所谓大跃进,是从比较来说的。我们不能以一种主观的过高的指标来衡量我们是不是大跃进,而是要根据现实的可能,同我国的历史状况来比,同世界各国的发展状况来比。

  刘少奇这番话一下子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讲述他对《红楼梦》和其他几部中国古典小说的看法。毛泽东说:《红楼梦》不仅要当作小说看,而且要当作历史看。他写的是很精细的社会历史。他的书中写了几百人,有三四百人,其中有三十三人是统治阶级,约占十分之一。其他都是被压迫的,牺牲的死的很多,如鸳鸯、尤二姐、尤三姐、司棋、金钏、晴雯、秦可卿和她的一个T环,秦可卿实际是自杀的,书上看不出来。贾宝玉对这些人都是同情的。中国小说写社会历史的只有三部:《红楼梦》、《聊斋志异》、《金瓶梅》。你们看过《金瓶梅》没有?我推荐你们都看一看,这部书写了宋朝的真正社会历史,暴露了封建统治,揭露统治和被压迫的矛盾,也有一部分写得很细致。《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但是《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红楼梦》、《聊斋志异》是尊重的。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1年12月20日。)

看得出在重大挫折面前,不仅一般干部中有着各种思想认识,中央最高领导层内部也存在不同观点,而类似种种必然要在会议上表现出来。

  一月三十日下午,毛泽东在全体大会上发表讲话,把整个会议推向高潮。

毛泽东显然对林彪的讲话是非常满意的,会后,毛泽东对总参谋长罗瑞卿说:“林彪同志的讲话水平很高,这样的讲话你们作得出来吗?”罗瑞卿回答:“我作不出来。”3月20日,毛泽东又就修改林彪的讲话写信给田家英、罗瑞卿称:“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

  五月一日,毛泽东看完这个报告的第一部分,写了一个批语:“此件更切实际一些,可以供五月上旬有各大区书记参加的中央小型会议讨论的基础。”①(①毛泽东对周恩来来信的批语,手稿,1962年5月1日。)

中共中央希望通过召开工作会议,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统一全党的思想,由于毛泽东的明确态度,会议报告对经验的总结,就只能在坚持“三面红旗”的前提下进行。

  大年初二(二月六日),继续开大会,邓小平和朱德讲话。邓小平着重讲党的建设问题。朱德讲反对现代修正主义问题。

第四部分讲基本经验教训。

  陈云分析了目前财政经济方面的困难,同时提出六条克服困难的意见:(一)把十年经济规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恢复阶段,后一阶段是发展阶段。(二)减少城市人口,精兵简政。(三)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四)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五)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六)计划机关的主要注意力,应该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①(①《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200—206页。)陈云这个讲话,成为西楼会议和随后出台的进行大幅度调整的一系列政策的基础。

起草委员会以刘少奇牵头,由21人组成,包括周恩来、邓小平、陈云、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陈伯达、柯庆施、宋任穷、乌兰夫、陶铸、刘澜涛、李井泉、王任重,他们都是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大员”,对问题的认识有高度、深度,说话也有分量。

  一月二十九日,继续开全体大会。毛泽东主持,林彪讲话。林彪的讲话,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明显特点,就是带有浓厚的个人崇拜色彩。他在讲到这几年的困难时说:“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毛主席的优点是多方面的,不是一方面的。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较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②(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107、108页。)

代表们如此畅所欲言,确实有些出乎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们的意料,为此,毛泽东提议成立新的报告起草委员会,对报告作进一步修改,毛泽东说:看来,这个稿子有些不是文字问题,而是原则问题,草稿中不好的都可以推翻,可以全部推翻。他强调,委员会内充分讨论,有意见都可以提,贯彻“三不主义”——不挂账,不打击,不报复,但问题决定之后就要遵守。起草委员会实行这个原则,大会也实行这个原则,起草委员会一面在内部对报告进行充分的讨论,一面吸收大会的讨论意见,加以修改。

  七千人大会一结束,二月八日晚,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到外地去了。中央的日常工作照例由刘少奇主持。这时全党的中心任务,是全面贯彻落实七千人大会精神。

7、林彪独具匠心,认为犯错误是“付学费”

  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重要厂矿党委及军队的负责干部,共七千多人。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举行的规模最大的工作会议。人们习惯地称它为“七千人大会”。

湖北省代表在讨论时,对此争论很激烈,他们对过分集中或分散哪个是主要问题,意见不一致。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通知指出:一九五八年以来,在中央和地方的工作中间,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并且产生了一些不正确的观点和作风,妨碍着克服困难,必须召开一次较大规模的会议来统一思想认识。

在讨论这几年缺点错误的责任时,起草委员会内也出现了一场小小的风波。

  四月十六日,刘少奇致信毛泽东,说:“最近,我要邓力群找陈云同志几年来有关经济工作的一些意见来看,他找来了,并搞了一个摘要。我只看了这个摘要。现特送上,请主席看看。此外,陈云同志在今年三月七日财经小组会议上的讲话,也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意见,很值得一看。”同时提出:“以上几个文件,已要办公厅发给中央常委、书记处和中央财经小组各同志。是否还要发给其他同志?请主席阅后酌定。再征求陈云同志意见。”②(②刘少奇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62年4月16日。)毛泽东看了陈云三月七日的讲话,重要之处还画了杠杠。但对刘少奇的信没有表态。

第四,对农业增产的速度估计过高,对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过急,引起城镇人口过量增加,造成城乡人口的比例同当前农业生产水平不适应的状况。

  服务服得不好,这是一方面。还要看到,有了这些错误,

他强调,当前主要矛盾不是分散主义,而是主观主义,几年来发生的问题,是高指标,“左”倾蛮干……计划大,指标高,还能不出分散主义?反对分散主义,不反对主观主义,分散主义也反不了,他的发言在不少小组引起同感,有的代表指出,分散主义源于这几年党内生活不正常,一般党员不敢说真心话,没有人敢于起来向不正确的东西斗争。

  十一月十二日晚,毛泽东在听取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的情况汇报时,提出要召集县委书记来开个会。他说:全国人大决定不开了,召集县委书记来开个会。时间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后。一个县来两个人,地委来三个人,省市来四个人,中央局也来四个人。要把这次会议当作小整风。几年来中央在工作上犯了什么错误,要讲。全局观念、纪律、先整体后局部后个人,要讲。现在小天地太多,一个县也是小天地。中央的账要讲清楚。我们交了心,才能要求他们交心。毛泽东表示他要在会上讲话,还要中央各同志和中央局的同志也讲一讲。各省只讲自己的错,不讲中央的错,要用这次会讲清楚。不要怕鬼。现在气不壮,很沉闷。收购不到东西,粮食状况不好,要两三年转过来。庐山会议①(①指1961年召开的第二次庐山会议。)说两三年转,明年要改观。现在不是没有东西,猪是少,但其他有,就是收不上来。要鼓气,总结经验、鼓足干劲八个字。总结经验就是讲清道理,好坏经验都找。②(②这是邓小平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传达的毛泽东谈话的大意。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61年11月13日。)

那么,在“七千人大会”上究竟发生了些什么呢?

  四月上旬,中央财经小组曾经多次讨论国家计委关于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计划调整方案。在周恩来主持下,把讨论意见整理成《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草稿)》。四月二十五日,周恩来将修改后的报告稿的第一部分报送毛泽东。他在信中说:“昨晚谈到的那个财经小组报告第一部分,现在改好,请予审阅。这个报告要点,昨晚已大略谈过,在主席看过后,望能约常委(林总②(②林总,指林彪。)已回京)和先念、康生各同志一谈,并给我们指示,以便好继续进行准备开会③(③指定于1962年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的工作。报告的主要内容均已写在第一部分里,其他部分只是发挥第一部分的论点,不看也可谈的。”④(④周恩来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62年4月25日。)

所以,毛泽东对于“三面红旗”的态度是不容置疑的,更不许否定,他曾在一份材料上批示:“将来我拟写文章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而刘少奇在口头讲话中对“三面红旗”产生怀疑,或者说支持得不够坚定,毛泽东是不能容忍的,他认为这是根本的思想路线问题。

  邓小平从千头万绪的工作中,抓住了两个最关键的问题,提纲挈领,一目了然。善于抓要点,是邓小平的一个重要工作方法。他还特别强调甄别平反工作,他说:“最近中央发了一个关于甄别平反工作的文件,请大家注意。干部的甄别平反,对于调动干部的积极性,特别是调动县以下农村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很重要。”“现在,大家都赞成这个办法,就是全国县以下,首先是农村,来个一揽子解决。就是说,过去搞错了的,或者基本搞错了的,统统摘掉帽子,不留尾巴,一次解决。”①(①《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318、319页。)

“大跃进”中的错误是严重的,毛泽东对此也有较充分的认识,在1961年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曾说,违反客观事物的规律,要受惩罚,要检讨,我现在受处罚,土地瘦了,牲畜瘦了,人瘦了,“三瘦”不是受惩罚是什么!

  经过多次修改和补充,以及文字上的润色,使得这篇讲话内容更丰富,理论色彩更浓,文字也更为流畅。这里顺便说一下.一九六六年二月,即“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前夜,中共中央在将毛泽东这个讲话印发给党内干部阅读时,曾经他本人同意,将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中的一段话加进去了。这段话是:“已经被推翻的反动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①(①《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97页。)

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曾长期合作亲密共事,然而,在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却被错误地打倒并惨遭迫害,这其中有何历史因缘?

  一月十一日,七千人大会正式开始。刘少奇报告印发后,分组讨论进行得很热烈。十三日上午,毛泽东提议延长会期,对刘少奇的报告稿进行充分讨论。

毛泽东还讲道:“没有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巩固。”“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我们的专政工具不能削弱,还应当加强。”“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没有民主,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没有群众的监督,就不可能对反动分子和坏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也不可能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改造。他们会继续捣乱,还有复辟的可能。这个问题应当警惕,也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从原则上讲,这些话无可厚非,但放在这里,似乎就有点儿耐人寻味了,只是当时人们并没有太多地注意。

  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这次各方面的问题都摆出来了,要做的事情很多,恐怕中心任务是两个:一个是减少两千万城市人口,一个是加强农村生产队的工作。这两件事都不能抓迟了。”“我们有了粮食、棉花和其他东西,才翻得了身,这些东西要靠生产队拿出来。减少城市人口的工作也涉及生产队的问题,安置城市人口就要靠生产队。”

为了鼓舞人心,报告还提出了1963年到1972年国民经济发展的设想目标。

  周恩来在讲话中,对形势的估计,仍然重申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书面报告所作的分析,即从全国来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基本渡过了,但是目前还是处在一个严重困难的时期。他估计,调整的时期要相当长,一般地说,第三个五年计划恐怕就是个调整时期。②(②中央工作会议记录,1962年5月11日。)

第二,人民公社的工作混淆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急于过渡,违反了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犯了刮“共产风”和其他平均主义的错误。

  毛泽东讲话之后,刘少奇谈了一下他这段时间因为身体不好而休息的情况。他说:“这次是真休息,不能看文件,只能看《红楼梦》。《红楼梦》已经看完啦,它讲到很细致的封建社会的情况,一直到清朝末年民国初年也还是那样。这个材料很好,书也写得好。”

在谈到指标问题时,起草委员会内部出现了争论,按理说,经过几年的片面追求高指标教训,大家应有较深刻的认识,但华东局及上海市主要负责人柯庆施在讨论时却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还要不要?15年赶上英国还要不要?指标还要不要?干劲还要不要?用什么方法鼓干劲?粮食总产量定为6000亿斤不行,5000亿斤总还是可以的,否则就越看越没有劲。

  在发动“大跃进”的时候,毛泽东曾经信心十足地但又是很轻率地认定,只要有几年、十几年的时间,就可以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现在冷静多了,改变了那种不切实际的认识,说“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他还回忆了一九六一年对蒙哥马利说过的一句话:“在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这同他当年认为很快就可以建成社会主义并且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估计,真是有天壤之别了。从这里可以理解,毛泽东为什么特别强调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必须有一个过程。

5、毛泽东提议成立起草委员会,重新审定报告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刘少奇在大会作报告时,不念已经起草的报告稿,而是对报告稿中涉及的一些问题另外作发挥和说明,这就是刘少奇口头报告的由来。

这些讲话,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对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态度,反映了他思想上的“左”的倾向,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因为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产生分歧的实质并不是个人的恩怨,而是关于中国如何选择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

  春节临近了。二月四日是除夕,毛泽东和全体与会者一起,在人民大会堂观看了春节联欢晚会。大年初一(二月五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又同参加七千人大会的全体人员一起出席团拜会,共度春节。

起草委员会的讨论是从1月17日开始,刘少奇在介绍了毛泽东对修改报告的意见后说,现在我们首先要讨论的问题就是第一个本子是基本上可以还是不可以?反分散主义是不是主要问题?国内形势要不要重新估计?任务要不要重新提?也就是基本上推翻不推翻的问题。

  “对于过去走弯路的看法,应该首先由中央负责,

第三部分讲改进党风,贯彻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离七千人大会的召开只有两天了。按照预定的会议议程,第一项就是听取刘少奇的报告,而报告还没有最后定稿,时间相当紧迫。

对于“三面红旗”,毛泽东并非仅仅从理论上论证其正确性,他也有自己的事实根据。他曾亲自询问过一些地方干部,大家都说在中央的一些具体的政策制定执行后,形势一天比一天好。他还让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下乡作过调查,林克后来在接受中央文献研究室的专家张素华采访时曾说:“我们是1961年初下去的,当时到了农村,就像鬼子进村扫荡了一样,仅半年时间,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农民吃得饱了,又开始打院墙了,我们下去的时候,猪肉五六元一斤,回来时不到一元钱一斤,半年间情况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当然那时整个经济状况还没有彻底恢复,但的确是好转了。我看毛主席的看法是有他的根据、他的估计、他的分析的,是有点来源的,是作了点调查的。”

  讨论中,在反对分散主义问题上,出现了意见分歧。刘少奇的报告里,列举了大量事实,说明分散主义严重存在,但有人不赞成。一月十五日,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今天,“特别着重看了各小组的简报,可以看出:实际上有一种不同意反对分散主义的意见存在,而主要是存在于省级干部中间。他们的意见是:工业中有分散主义,农村中则是集中过多,不是分散主义。而工业中的分散主义又有各种理由,似乎非此不可,否则就会恢复到一九五七年以前,不能鼓气,而是泄气了!”晚间,“开汇报会议,听了各组的意见。前面所说的感觉更加证实。湖北省委就提出究竟有无分散主义来讨论,而任重的发言是否定的!”②(②《杨尚昆日记》(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12、113页。)

毛泽东和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在历史上所产生的重要作用不能否定,他们提出的一些重要观点至今依然具有重要意义。

  召开这次会议,是在十一月六日至十日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定下来的。会上讨论一九六二年粮食上调方案时,遇到困难,粮食调不上来。陶铸提出一个建议:为了打通思想,把全国的地委书记找到北京来,开一个地委书记会议。刘少奇、邓小平当即表示赞成。

更有代表称,这几年错误的关键在于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的反右倾斗争,几年来总讲右是主要危险,大家“谈右色变”,总以反右考虑问题,讨论工作,难免脱离实际……。

  第二部分,关于集中统一。在报告起草委员会讨论中间,对于反分散主义问题,仍有一些地方负责人提出一些意见。这个部分也作了较大的修改和补充。主要对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几个关系问题,作了详细的说明,包括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同发挥各地方积极性的关系,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同各地方因时因地制宜的关系,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同分级管理的关系;对正确地反对分散主义提出了一些政策上的界限。

上面这些话,今天看起来是很平常,即使从当时来看,也没有超出刘少奇在1961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范围,更没有超出按照毛泽东指示起草和修改的“书面报告”的范围,那些最刺耳的“天灾”、“人祸”的话毛泽东也曾说过,只不过毛泽东认为“人祸”更多地是由于没有经验造成的罢了。

  三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准备出席三月二十七日至四月十六日召开的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尽管修改后的报告稿对几年来的经验教训作了深入的分析,但中央认为仍有必要对报告作进一步的说明,所以在1月27日大会全体会议上,刘少奇并没有宣读这个报告,而是把它作为“书面报告”提交大会讨论,他只在全体大会上作了口头报告。

  十二月二十一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长篇讲话。他在讲话中传达了毛泽东对国内形势的估计。邓小平说:关于对国内形势的估计,昨天晚上,毛主席也讲了一下。究竟国内形势怎么样?他做了一个总的分析:国内形势,现在是不错的。那一天我们谈的时候,他说,他感觉他的心情,去年、前年不那么很愉快的,今年他很高兴,因为我们的具体政策,凡是搞了的,都见效了。首先见效在农村,有了“六十条”,最近又把队为基础这个问题更进一步地解决了。现在反映农村的情况是见效的。毛主席特别举例,讲到江苏省委最近组织了几个反对派,向来不说好话的人,下去自由访问,先看坏的,后看好的,这次回来也讲好话了。

参加会议的各位领导,都亲身经历了“大跃进”,对现实的问题认识得也比较清楚,因此绝大多数人觉得文件写得合乎情况,表示赞成,不应该推翻。

  这时,刘少奇和邓小平亲自主持起草的七千人大会报告稿,正在抓紧进行。到一九六二年一月八日,已经印出前两部分(关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关于集中统一),下发各小组讨论。九日,又改出了第三部分(关于党的问题)。

直到1965年11月底,在批判罗瑞卿的上海会议召开前十天,毛泽东还对即将前往苏州看望林彪的罗瑞卿说:“去看看好,要他好好养养,要养得像‘七千人大会’的时候一样,能够作三个钟头的报告。”毛泽东将这话重复了好几遍,可见该讲话留给毛泽东的印象之深。

  单位好,这是中国的创造,苏联没有的。胡乔木还给我举了韶

把这个“三种思想”说与刘少奇的一“左”一“右”之说相对照,的确是颇令人回味的。不可否认,对于“大跃进”以来的错误,确实不能让毛泽东一人承担。邓小平在1980年4月就曾说过,“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邓小平讲这话是比较客观的。

  中共领导人在讨论党和国家大事之余,也轻松地谈一些文艺小说一类的东西。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的一席谈,代表了红学研究中的一种观点,是一种独到而深刻的见解,在学术界有着广泛影响。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原来设想为三级干部会,后来毛泽东说,根据最近几年的经验,这种一般规模和开法的工作会议,尚不足以最有效地把中央的精神与要求全面地贯彻到县一级,达到统一全党思想和行动的目的,他建议扩大为四级(增加县级并包括相当于县级的工矿企业和军队的负责人)干部会,并要求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前冠以“扩大的”三个字。

  不过这样有个问题,你们都急于回去过春节,这是个矛盾。还有几个同志准备讲话,恩来同志,小平同志,朱德同志。我也想讲几句话。(热烈鼓掌)我们可以一面开小会,一面开大会,每天大会不超过三个钟头。这可能违反大多数同志的意愿。为什么一定要回到你们家里过春节才算舒服?(笑声)为什么我们在北京七千人一道过一个春节不好?(全场热烈鼓掌)我看,春节不关大局,不关什么农、工、商、学、兵、政、党。我主张集体在北京过一个春节,有什么不好啊?(全场热烈鼓掌)”

但1月9日晚刘少奇到毛泽东那里开会时,毛泽东却说报告稿很长,还没有看完,但不要等他看完,也不等中央政治局通过,索性现在就发给已经到京参加大会的所有同志,征求意见,理由是“参加会议的有各方面人员,多数接近实际和基层,能够从各个角度提出意见来,能更好地集思广益。”毛泽东的话说得很婉转,实际上表明了他对这个报告并不很满意,最主要的是报告对形势的估计违背了他的基本看法,不过这个意思当时他没有说出来,而是希望通过会议代表说,可是这必然会将两种意见的分歧表面化。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月十六日到达武汉,当天晚上,就在东湖招待所向毛泽东汇报十二日、十三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情况。随即,毛泽东看了陈云、李富春、李先念的讲话稿。十七日,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开会,同意转发三人讲话(发至省军级),同意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后来周恩来谈到这次汇报情况时说:“今年七千人的干部会议之后,在西楼开会,陈云同志讲了话,少奇同志作了结论,主席也同意,就是说,调整时期要成为一个阶段。今后十年要划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调整,主要的内容就是恢复。不仅是农业的恢复,工业也要恢复。”又说:“七千人的干部会议之后,陈云同志讲了话,少奇同志讲了话,后头到武昌向主席汇报,成立了财经小组。”①(①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2年5月11日。)

行文至此,似乎应该结束了,但这里不能不交待一下时任国防部长的林彪于1月29日下午在大会上作的一次发言,该发言对于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分歧具有一种特殊的意义。

  最后,谈到开好七千人大会的问题。他说:这次七千人大会搞什么?中央发了通知,主要的就是八个字:鼓足干劲,统一思想。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行动。准备在会上作一个报告。这个报告正在准备,来得及的话,最好在我们的工作会议上来讨论一下。报告想讲三部分问题:第一,讲形势和任务,包括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规划要搞个什么样子,这样来鼓足干劲。第二,讲集中统一的问题。第三,讲党的问题。总之,我们这个会实际上也就是为那个会做准备。①(①中央工作会议记录,1961年12月21日。)邓小平提到的规划,就是后来刘少奇在书面报告第一部分,代表中央提出的关于一九六三年到一九七二年国民经济发展的设想目标,也称“十年经济规划”。

为了让大家充分“出气”,30日上午,毛泽东亲临大会作了重要讲话,特别谈到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毛泽东说,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这是自由和必然的辩证法,在没有认识必然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有盲目性的。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于三月十八日返回北京。

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1961年11月5日,刘少奇宣布由陈伯达牵头,胡绳和吴冷西等参加,担负具体的报告起草工作。

  “这次用这么个方式,在北京开这么个会,要解决问题。现在要解决的一个中心问题是,有些同志的一些话没有讲出来,觉得不大好讲。这就不那么好了。要让人家讲话,要给人家机会批评自己。你自己不批评自己,也可以,得让人家批评你。最好的办法还是自己来批评自己。有许多地方的同志是做了准备的,而且有的做检讨做了几年了。有好几个省从一九五九年就做自我批评,不止一次、两次、三次、四次,而是五次、六次。自我批评的结果,人家就不爱听了,说:请你不要再讲了,老讲那一套。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不讲了,这才取得了主动。我看是不是在这次会议上就解决这个问题,县、地、省都有同志在这里,不要等回去了再解决。

我们从毛泽东发动“文革”时,在题为《我的一张大字报》的文件中,指斥中央有一个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意指该年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因到会者约7000人又称“七千人大会”)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以及江青在“文革”初期所称:“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人们或许能从中寻出刘少奇被错误打倒的缘由之一。

  很快,田家英组织了一个十七人的调查组。三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武汉东湖招待所接见了调查组全体成员。他兴致很好,谈笑风生,并向调查组提出了几点希望:第一,要同当地干部,省、地、县、社各级干部相结合;第二,不要乱指挥;第三,头脑里不要带东西下去,只带一件东西,就是马克思主义;第四,要做历史的调查,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的观点;第五,看到坏人坏事不要乱说,好的可以说;第六,参加点轻微的劳动。①(①《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增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笫88页)

刘少奇还说,对形势的估计不能助长过分乐观的思想,要保留一点,因为目前情况还没有完全摸透,尤其是工业、财贸;“15年超英”的口号是否仍提,要好好考虑……这一点,他讲得很慢,字斟句酌。

  为了进一步统一全党思想,进一步调整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计划,五月七日至十一日,由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成员,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会议着重讨论了《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草稿)》。在最后一天的会上,周恩来讲了当前的经济形势和方针任务等问题,邓小平讲了当前的中心工作和甄别平反问题,朱德讲了农村工作问题,刘少奇讲了当前的经济形势和当前工作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1、毛泽东怎样看待这些问题呢?

  他说:“今年一月间,我们开了一个党的干部会议,有六七千人。在这个会议中间,可以说对过去的工作,犯了哪一些错误,有哪一些成绩,经验教训多少条,作了一个初步的总结。这些总结,究竟正确不正确,要在今后的实践中间去考验。”

这个口头报告是根据毛泽东的提议,1月26日晚,刘少奇花了一个通宵草拟了提纲,并在大会开始前经过毛泽东和其他常委传阅同意的,讲话长达两个多小时,刘少奇从实际出发,顺应民意,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和看法,其主要内容有:

  “实际上,我们现在开的是五级干部会议:县委、地委、省委、中央局、中央。如果你们赞成,就按照这个方法去做,改正我那一天说的办法。(鼓掌)如果你们不赞成,一定要明天结束,我也可以接受,我们明天就可以散会。如果你们想解决上下通气这个问题,就趁此机会,就在这里解决,舒舒服服回去。(热烈鼓掌)如果你们赞成,就这样做。(热烈鼓掌)每天下午有一个同志讲话,上午讨论,开出气大会。”①(①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记录,1962年1月29日。)

在1958年开始的三年“大跃进”中,国民经济陷入了非常的困境,为了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196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

  中央工作会议分两段进行。第一段,讨论国际形势、国内形势、长远规划和一九六二年计划。第二段,讨论商业问题,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党的工作问题。

当时人们思想认识上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对过去几年,特别是对“大跃进”以来的成绩和错误的看法,以及对当前经济形势的估计上。由于多年搞“大跃进”和“反右倾”的影响,一部分干部和党员认为,当前把困难看得过重了,他们在等待形势好转后继续大干,再重新“跃进”。

  第一部分,关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增加了一个问题“基本经验教训”,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十六条基本经验教训①(①这十六条基本经验教训是:第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所提出的多、快、好、省这几个方面,是互相促进、互相制约的。第二,以农业为基础来发展我国国民经济,是我们的一个根本方针。第三,社会主义的两种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是不能混淆的。第四,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在我国现有的各种所有制中居于领导地位。第五,社会主义经济要有统一的国家计划。计划指标必须符合实际,并且适当地留有余地,保持必要的后备力量。第六,文化、教育、科学、卫生事业的发展,必须同经济建设的发展相适应,保持适当的比例关系。第七,国家计划的统一性和地方的积极性要结合起来。第八,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是最彻底的民主集中制,是在人民内部实行的根本制度。第九,必须充分发展商品交换,加强和改进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地区和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第十,社会主义不是平均主义,共产主义也不是平均主义。在社会主义阶段,我们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我们的交换原则是等价交换。第十一,我们必须随时随地爱惜群众的精力,把群众的精力用在最适当的地方,以便取得最大的效果。我们的一切新的创举,都必须经过试验。第十二,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事业都需要吸取其他国家的经验,也需要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和人民的支援。但是,不论是革命的斗争,或者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都同样的首先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情。第十三,勤俭建国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方针。第十四,国家机构和企业、事业机构过于庞大,非生产人员过多,是阻碍国民经济的发展的。第十五,必须实行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第十六,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必须加强党的领导。见《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361—367页。)。这十六条,是对一九四九年以来的十二年中,特别是一九五八年以来的四年中,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上得到的经验教训的基本总结,反映了那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所能达到的认识水平。这是修改稿最重要的补充修改。

从1959年庐山会议时起,人们对“三面红旗”的正确与否,就怀疑颇多。刘少奇从会前、会中到会后,一而再、再而三地对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的正确进行了解说。

  接着,毛泽东讲话,着重讲对过去几年走弯路的责任问题,以及对建国十二年来的工作的基本估计问题。他说:

6、刘少奇实事求是,提出两个“三七开”

  十九日,毛泽东路过天津,又听了河北省委负责人刘子厚、阎达开和天津市委负责人万晓塘等人的汇报。毛泽东着重谈了对形势的估计问题。他说:今年比去年好,形势已经在向好的方面转。农村在向好的转。.工业有了七十条,也在向好的转。商业也搞出了一百条。困难不要好久就可以克服,再有一年就过去了,还是大有希望。要弄清总的形势,开会时要讲讲形势,恐怕需要。②(②毛泽东听取刘子厚等汇报时的插话记录,1961年12月19日。)

当然,毛泽东重点是批评某些省委干部作风不民主,而对于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的作风不民主却大而化之,没有作更多的追究。

  七位与会者发言后,大家要求毛泽东讲话。毛泽东作了一个不长的讲话。

时任总书记的邓小平则以他特有的简捷方式明确说,恐怕我们工作上的毛病是主要的。

  毛泽东的讲话,进一步增强了大会的民主气氛。当晚,他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局负责人会议,决定常委几个人分别参加几个省的会议,再用三天时间开小组会,放手让大家提意见。少数空气沉闷的省份,在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的亲自坐镇下,初步揭开了盖子,前几年严重存在的问题开始暴露出来。

在谈到缺点错误时,他又独具匠心地提出了“付学费”的说法:“我们这几年在物质方面有所减少,这种减少,就像学生们上学付学费一样,学出来以后,作用就很大了,一个小孩子,从上小学起,一直到大学毕业,十七八年的时间,他什么也没有生产出来,相反地,尽吃、尽穿。但是他学了以后,就会起很大的作用,如果没有付出一点物质和时间,不让他学那么一下,他就不行……付了学费,学到了本事,本事就能够转化为物质,不是转化为原来所消耗的那个相等的物质,而是几倍、几十倍、几百倍增加了的物质,所以,我们要看到,我们付出一点学费是值得的。”又是一番非同一般的高论。

  从这时起到三月二十日,毛泽东又先后改了七遍,作了比较多的修改和补充,主要集中在民主集中制问题和认识客观世界问题这两部分。其中有一段话,意思是说,要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骂的结果,无非是自己倒台,降到下级机关去工作。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毛泽东在修改整理稿时,读到这里,觉得言犹未尽,忽然想起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的一段话,随手引来:“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引证之后,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发挥了一篇议论。为了引证无误,毛泽东特地嘱咐田家英找来《报任安书》这篇文章,加以校对。

25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由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修改后的报告。

  毛泽东说:

接下来,代表们对分散主义产生的根源展开了讨论,而分歧也随之表现出来。很多人认为是体制上的原因,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处理不好。他们说,1957年以前,搞一长制,过分强调“条条”摸也摸不得;1958年,又提倡权力下放,“块块”的领导加强了,但权力下放太多,“条条”失去了作用。但也有人认为,分散主义的根源不在地方,而在中央,是中央这几年工作失误造成的。

  三月八日,周恩来讲话。他说:总的形势,包括政治、经济,包括方针、政策、干部经验等等,从这些方面看,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同时他又指出:目前财政经济的困难是相当严重的,而且有些困难我们可能还没有看到,没有预计到。今年计划还需要大调整。原来还想慢慢转弯,现在看来不行,要有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如果说,过去是改良的办法,那么现在就要采取革命的办法。当然,步子一定要踩稳。关于“恢复时期”的提法问题,他说:在今后十年中要有个恢复时期,这是讲它的主要性质,而一般地仍可称它为“调整时期”。②(②周恩来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2年3月8日。)

但对刘少奇的这种维护,毛泽东并未有所领会,留在长期记忆中的却是刘少奇讲话中一些他所不满意的话,事隔多年之后的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团长巴卢库谈话时就曾说:“‘七千人大会’的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当然,这是后话了。

  二十五日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报告修改稿。与会者表示基本赞成这个稿子,同意提交大会。

1962年1月7日,刘少奇将报告第一稿呈送毛泽东,准备在毛泽东审阅同意后,再召开政治局全体会议正式通过,然后向大会报告。

  “不可理不直、气不壮,不要灰溜溜”,“久卧思起,现在是起床的时候了”,“无论如何要抓好工作,争取主动”,这些话,最能反映毛泽东此时的心态。

假如马克思、列宁生在中国,我想他们领导中国革命也不过如此,因为没有见过他们,所以就神化了,从毛泽东同志领导以来,我们党中央的领导是不是最正确的领导、最好的领导呢?我想是的,对于这样的领导,应该是满足了,不要再有要求了,有一个时期“左”一下,有一个时期“右”一下,是必要的,毛主席说过,矫枉过正,不偏就纠正不过来。有的时候我们也难免犯一点错误,但是一发现就纠正了,这是正常的,难免的,这与“左”倾路线和“右”倾路线错误完全不同,所以,一个时候的、范围不大的一“左”一“右”的领导,就是正确的领导。

  误的,做了有损于人民利益的事,为人民服了不好的务。

于是中央决定这次扩大的会议参加者有各中央局、中央各部门、省、市、县、重要厂矿的负责干部及解放军的一些负责干部,共7078人,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空前的盛会。

  刘少奇报告后,毛泽东对今后几天的会议作了安排。他说:明天②(②1962年1月28日是星期日。)不放假,因为我们准备这次会议在这个月底搞完。明天是二十八号,我们争取三十号搞完。还留有余地,留了一个三十一号。如果三十号搞不完,那末我们加一个三十一号。总而言之,三十一号无论如何要搞完,三十一号晚上就可以离开北京。①(①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记录,1962年1月27日。)

2、刘少奇又是怎样看的呢?

  得慢了时间长了一点。比如,‘三包一奖’,今年我才看到耿

但由于人们思想认识不统一,调整措施并没有得到切实的贯彻,整个经济状况仍很严峻,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七千人大会”来统一思想,克服困难。

  这是我们的宝贵财产。人的认识总有个过程的。问题是认识

与“书面报告”相比,刘少奇的口头报告从实际出发,把许多问题讲得更清楚了,解开了人们思想的很多疙瘩,使大家感到心情舒畅,在绝大多数与会者心中引起共鸣。

  “这次会议没有你们,这个报告制定不出来。第一章、第二章全靠同志们。常委、政治局、书记处都没有开会。我只看了一下,也没有看完,提出干脆统统发下去,让大家去讨论。后来组织二十一人的起草委员会,整整搞了八天,每天开一个下午的会,有时六个钟头,搞了七八遍,才搞了出来。从群众中来嘛!不从群众中来,这个报告就搞不出来。全靠大家帮助,集体的智慧,共同创造了这个文件。至于这个文件是不是有缺点错误,过一两年总可以看得出来,到时候再修改。横直是有错误就要改,谁的错误谁就改。是我的错误我要改。中央的错误,有些我要直接负责,间接的我也有责任。你当主席嘛,谁叫你当主席?你怎么官僚主义?搞了这么多文件,煤炭部下了那么一个命令,直到这次少奇同志报告搞出来我才知道。可见我的官僚主义相当可观了。总之,要解决上下通气的问题。”

按照刘少奇“缺点讲透”的精神,报告比较全面地总结了“大跃进”几年以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但也基本体现了毛泽东的意图。

  毛泽东这里提到的会议,就是在七千人大会之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开始,一九六二年一月十日结束,为七千人大会作了比较充分的准备。会议主要讨论国际形势、国内形势、一九六二年的年度计划和长远计划、商业、关于改变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党的工作等六个问题。出席会议的主要有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以及中央各部委负责人。

刘少奇说,“三面红旗”是一次试验,是否正确要经过实践的检验,“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经过五年、十年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进一步作出结论……很明显,这一观点比“书面报告”和刘少奇在起草委员会上的讲话都进了一步,在当时的情况下,能作出如此透彻的分析,不仅表现出巨大的勇气,也透射出高超的智慧,给人以震聋发聩的感觉。

  五月二十四日,毛泽东看过两个文件后,批示:“退总理,照办。”③(③毛泽东对《中共中央转发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的指示》稿的批语,手稿,1962年5月24日。)

刘少奇基本上也持这种观点,认为人民公社还是有一点儿“一大二公”,当时不办也许可能好一点儿,问题是已经办起来了,还是应该逐步把它办好了,周恩来则建议报告要多说几句有关人民公社的优越性。

  刘少奇非常赞同陈云的意见。他在插话和会议的结论里指出:中央工作会议②(②指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现在处于恢复时期,但与一九四九年后的三年情况不一样,是个不正常的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①(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085页。)

刘少奇在讲话中分析:一条是天灾,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我们的农业和工业减产;还有一条,就是从1958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两个原因,哪一个是主要的呢?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应该根据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向群众加以说明。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

  毛泽东讲这些话的时候,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正在召开。他表示希望这次人代会能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民主,开成一次生动活泼的大会。

刘少奇审看报告的初稿后,22日专门到钓鱼台找陈伯达、吴冷西等谈话,提出修改意见,刘少奇开门见山地说,报告的起草,还是1959年庐山会议讲的那两句话,一是成绩讲够,二是缺点讲透,他特别强调,过去四年的缺点、错误要摆开讲,有多少讲多少,放开讲,不要吞吞吐吐,重病要用猛药,要使人出一身汗,这才能接受教训;这几年的错误中央负主要责任,要在报告中代表政治局作自我批评,否则下面不服。

  在七日的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陈云再次就如何恢复生产、克服困难问题讲话。他强调,必须明确认识现在是恢复阶段。对一九六二年计划要进行相当大的调整,把重点放在农业和市场上。计委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农业生产和稳定市场方面。对重工业和基本建设的指标,要“伤筋动骨”。关于综合平衡,他认为,过去几年,基本上是按长线搞平衡,结果不能平衡;按短线搞平衡,才能有真正的综合平衡。①(①《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20r7—215页。)

第二天,邓小平来到钓鱼台8号楼召集起草报告的会议。他提出报告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讲形势和任务,现在农村情况开始好转,工业生产下降已基本控制,因此应该在坚持“三面红旗”的前提下,贯彻“八字”方针,争取三年调整好。

  毛泽东这次讲民主集中制问题,与其说强调集中,不如说更强调民主。他说:“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无产阶级的集中,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

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这里,刘少奇再次肯定了湖南农民的说法,认为造成困难的原因主要是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这对打消广大干部的思想顾虑,认真总结经验是极为有利的。

  毛泽东批评了党内的一种现象,说:“现在有些同志,很怕群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意见不同的意见。一讨论问题,就压抑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他举了一些省委发扬民主、作自我批评的例子,说有一些省比较主动,让大家讲话。早的,在一九五九年就开始作自我批评,晚的,也在一九六一年开始作自我批评。还有一些省是被迫作检讨的,像河南、甘肃、青海。另外一些省,好像现在才刚刚开始作自我批评。不管是主动的,被动的,早作检讨,晚作检讨,只要正视错误,肯承认错误,肯改正错误,肯让群众批评,只要采取了这种态度,都应当欢迎。

此外,起草委员会还对犯错误的原因、庐山会议的影响进行了讨论。

  在谈到当前的困难时,毛泽东说:“现在有困难,不能说现在困难很小,现在有相当大的困难。但是,正如好几位朋友所讲的,困难正在被克服中,过一个过程以后看现在的情况,就比现在看现在的情况会要不相同。事物不断地走向它的反面。”

在这次“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更是反复重申“不是路线错误,是执行总路线的具体政策、具体工作中犯了错误”的话。

  在谈到基本核算单位下放问题的时候,毛泽东说:“权力下放,实行大包干后,生产队三十户是否大了?可以搞十几户。山区里三户五户的怎么办?二十户规模就是大的。”从这里看,对生产队的规模,毛泽东倾向更小一些才好。

、对当前经济困难进行了更切合实际的估计

  刘少奇讲了四个问题:国际形势;国内形势;集中统一问题;党的作风问题。

另一方面他又要处处努力维护毛泽东的领导威信,维护毛泽东提出并经过中共中央通过了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十分明显,刘少奇对毛泽东是尊重的,是维护的。

  毛泽东对七千人大会讲话稿的修改,至此告一段落。他在修改讲话稿的同时,也十分关注西楼会议以后中央采取的一些举措。

第三,不适当地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许多完整的工业体系,权力下放过多,分散主义严重滋长。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讲毛泽东同意西楼会议,只是说“调整时期要成为一个阶段”,而没有说对形势的估计问题。刘、周、邓向毛汇报时,关于对形势的估计问题,毛泽东没有表态,实际上是有保留的。而到一九六二年八月北戴河会议上,在形势估计问题上的不同看法就十分清楚了。

对于非常敏感的“三面红旗”,起草委员会也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刘少奇一开始就称,比较难说的是“三面红旗”,但难说也要说。陈云指出,有些问题只能原则上肯定,有些人认为不具体,还有怀疑,我说公开讲,过几年再说,如人民公社,有怀疑的人允许他怀疑几年。

  刘少奇的讲话,带有总结性质。他重申自西楼会议后他对经济形势的基本估计,说:“目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我看,应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形势。从经济上来看,总的讲,不是大好形势,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的形势。”“我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了这样一句话: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这一句话,现在大家都抓到了。最困难的时期是不是已经过去了?恐怕应该说,有些地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但在城市里面,在工业中间,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他认为,“现在的主要危险还是对困难估计不够”。②(②《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444—446页。)

第二部分是关键,主要讲加强中央的集中领导,克服分散主义,这也是会议的主题。

  解实情。四高,几个大办,供给制,食堂,这些都是错

一部分干部虽然认为需要调整,但惧怕因此而犯否定“三面红旗”的错误,因而犹豫不决;还有一部分干部则在困难面前悲观失望,产生怨气。

  占第二位。我们十二年,已经有了两方面的经验,这就更强了,

会议从1962年1月11日正式开幕,而后以小组会议的形式分头讨论刘少奇的报告。

  周恩来谈到需要集中统一的时候,毛泽东说:“我起初是支持地方的,后来我看不对头,现在要支持集中了。过去民主革命,证明集中统一才能打胜仗。现在的毛病是‘五风’、‘五多’。”

对报告基本精神的几乎一致的肯定,表明了当时人们从上到下的一种共识——统一思想,集中力量搞好调整工作,渡过难关,但接下来的讨论就不那么轻松了。

  按照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书面报告对形势的估计,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一九六二年要抓紧的工作环节是精兵简政,增产节约,稳定市场,整顿秩序。如果这个目标实现了,到一九六三年就有可能在农业和工业方面扭转被动局面,争取更多的主动,为实现十年的奋斗目标创造有利的条件。但不久,刘少奇发现一九六一年实际上存在着三十多亿的财政赤字,如不采取措施,一九六二年的财政有出现更大赤字的危险。他感到有必要召开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当前形势和存在的严重困难重新进行研究。

这些争论,从表面上看是代表们对报告的主旨有不同的意见,实质上是会前人们思想上分歧的充分展现,而这也恰恰从另一个方面实现了毛泽东“集思广益”的“先见”。

  七千人大会的主旨是强调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这一点,毛泽东是赞同的。但问题是如何实现集中统一,用什么来反对分散主义。实际上,在当时既有分散主义的问题,也有个人专断破坏了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因此,大会讨论刘少奇的书面报告时,在这个问题上,出现过不同意见,甚至是抵触的情绪。毛泽东在讲话中,没有把反对分散主义而是把民主集中制作为中心问题来讲,强调和坚持民主集中制,来实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这五个统一。他力求从更高和更全面的层次上,对一九五八年以来的主要经验教训,加以总结。

很显然,反对分散主义,必须要搞清楚“大跃进”以来缺点错误产生的根源。随着讨论的深入,大家发言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问题提得也越来越尖锐,争论也越来越激烈。有的代表提出,报告对过去几年经验教训的总结不够深刻;而有的代表则针锋相对地说,缺点错误说得太多,将建国以来12年的成绩放在一起,没有专门讲哪些成绩是“大跃进”以来取得的,讲缺点错误却又几乎都是“大跃进”以来的。对于过去几年犯错误的原因,有代表认为是由于没有经验;而有的代表表示“不能把一切缺点错误归结到没有经验”,光强调经验不足“不能服人”。

  长锁的信、山东的材料、广东大荔公社一个大队的材料,开始

在我党历史上,从遵义会议开始,毛泽东逐步确立了在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刘少奇成为了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不断取得胜利的过程中,可以说,他们之间并不存在真正的分歧,或者说分歧并没有公开化。而这次在“七千人大会”上,彼此间的分歧是真正产生了,并且对随后双方个人的命运乃至国家的命运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他说:到主席处谈了修改稿子问题,怎样修改还是个问题。有些不是文字问题,而是原则问题。主席主张成立起草委员会。稿子中不好的可以推翻,可以全部推翻。不合理的,不是真理的,都可以推翻。正确的不能推翻。到二十一日、二十二日有个稿子。虽然有不同意见,对稿子有各种不同看法,凡是问题没有决定的意见时,都可以自由发表,决定后遵守。现在是发表意见的时候,要实行这个原则。大会也实行这个原则。首先讨论这个稿子是否可以作为基础?分散主义是否要反?目前形势与任务是否重新估计?然后讨论其他问题。主席说,起草委员会内部要充分讨论问题。第二稿拿出去,再推翻也不要紧,不过最好不推翻。①(①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报告起草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2年1月17日。)

3、刘少奇主持起草报告,强调缺点讲透

  从十七日起,起草委员会进行反复讨论修改,吸取了各方面的不同意见,几易其稿,二十四日拿出了一个报告修改稿。刘少奇和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后,决定二十五日下午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修改稿,并规定大会一定要在本月底结束。当时,毛泽东还没有看完这个修改稿,但他表示“赞成这个方向”。②(②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2年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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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彪讲话之后,毛泽东接着讲话。他说:“林彪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讲话,关于党的路线,关于党的军事方针。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给你一个星期、半个月搞出来。③(③1962年3月20日,毛泽东在审阅林彪讲话整理稿后,致信田家英、罗瑞卿,指出这“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还有少奇同志的口头报告,口说无凭,也请他整理一下。他已经答应了。”

但他仍认为,过去几年,包括“大跃进”三年,总的来说,我们办的好事是基本的,“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所以发生错误,主要原因是缺少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现在把这些缺点错误总结出来,就有可能制定一套合乎实际的正确的具体政策,我们的工作一天天就会走上轨道。

  毛泽东对田家英整理的稿子不太满意。二月二十四日凌晨,给田家英写了二个条子,说:“我看还是我的那个原始讲话好。请你即刻通知北京,叫机要室再送一份我的讲话来,我和你每人有一本,两人对照一起修改,有两天就改好了。”①(①毛泽东给田家英的批语,手稿,1962年2月24日。)

刘少奇在讲话中说,总的讲,是不是可以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些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在那些地区虽然缺点和错误可能只是一个指头,而成绩是九个指头。

  这十二年,恐怕还是做对了的是主要的,占第一位,错误

从这种实事求是的观点来看,即使目前这几年的指标低一点,但作为整个历史阶段来看,我们还是大跃进,这一条是无疑的。”这一观点真是新颖别致!

  毛泽东一共讲了六个问题:这次会议的开会方法;民主集中制问题;我们应当联合哪些阶级,压迫哪些阶级;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要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心是讲民主集中制问题。

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只是三个指头……这种分析在当时来说是能够令大多数代表所接受的,因为当时经济形势很严峻,若再套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很难说得过去,无疑,这对于广大干部冷静地思考这几年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是大有益处的。

  十七日下午,刘少奇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报告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刘少奇首先传达了毛泽东对成立起草委员会的意见。

讨论最初集中于“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问题。多数代表同意报告的观点,认为分散主义最突出的表现是目前存在许多各自为政的“小天地”,这些“小天地”只顾局部利益,不顾整体利益,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不坚决执行中央的统一政策,不严格执行国家的统一计划,当高指标、“共产风”、瞎指挥等错误被纠正后,这类分散主义就成为我们前进道路上的主要障碍,因此,必须要大力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不少代表还举出分散主义的具体事例。

  会议的第一天晚上,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开会。邓小平和周恩来报告这次会议的议题和开法,毛泽东讲了话。

1961年12月20日,毛泽东在与邓小平等谈话时又说,去年心情不那么愉快,今年很高兴,因为具体政策都见效了。

  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下放问题,毛泽东说:贯彻要快一点,一传达下去可以调动积极性。有人认为这是倒退。这不是倒退,是前进。不是讲底子薄吗?主要是生产队底子薄,要使生产队由薄变厚,就要发展生产力,就要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要肥料就要养猪,要把猪养好,把牛养好,也是生产队来管。要明确大队干什么,生产队干什么,不弄清楚,生产队的积极性起不来。他特别指出一点:“包产到户这事,不可干。”

我们如回溯一下经济困难时期以来刘少奇的讲话,对他的这种苦心和矛盾心情就体会更深了。

  五月二日,毛泽东离京南下,先后到了上海、杭州、长沙、武汉、郑州、济南、天津,七月六日返回北京。

按照计划。起草委员会讨论应在21日结束,但由于涉及的问题很多,一直延续到24日才拿出修改稿来,修改稿保持了原报告的框架,三个部分没有变,但做了较大幅度的调整。

  周恩来为中共中央主持起草了批发这个报告的指示,于五月十九日连同中央财经小组的报告一起,请李富春阅后立即送毛泽东审批。他在信中说:“如主席一时无暇看,最好先阅指示,由田(家英)或林(克)阅后将报告大意说给主席听听,看这个文件可否照中央指示发下。报告第一部分,主席在京时已看过。在五一节政治局常委会上,主席说同意这个方针。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①(①指1962年5月7日至11日的中央工作会议。),就是按这个方针开的。主席如有暇,希望能约富春同志(他现在上海)去杭州当面报告一次。这两个文件,主席如同意发,请告田或林以电话告尚昆办。”②(②周恩来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62年5月19日。)

1959年8月24日,刘少奇在第17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正确的领导跟实际都是有出入的。不过那个出入总是离这个线上下不远,有时搞得高一点,有时搞得低一点。这个应该是常事。我们的错误同路线错误不同,方针错了,那是偏,偏,偏……一直偏下去,那就叫路线错误,是不容易纠正的。

  怀疑这个办法,找胡乔木、廖鲁言谈。他们都说大队为基本核算

在整个讨论过程中,虽然出现了一些争论,但由于起草委员会领导们的大局观和战略眼光,问题基本得到了较为圆满的解决,在当时“身在庐山中”的情况下,这些认识应该说是达到了相当高的理论水平。

  关于集中统一问题,刘少奇着重谈了加强中央集中统一和发挥地方积极性的问题。他强调国家计划和地方计划必须统一起来,必须把地方和部门计划纳入国家计划之中,决不允许在国家计划以外,还有独立的地方计划和部门计划。

毛泽东讲话的第二部分是关于民主集中制,这里,他以其渊博的知识、独有的幽默,着重批评了有些领导干部不讲民主的做法,阐述了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毛泽东还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要求大家充分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作风。这对于大家统一思想,统一认识,产生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三月七日和八日,中央财经小组召开会议。中央财经小组是在西楼会议开过不久酝酿恢复成立的。后来确定由陈云担任组长,李富春、李先念担任副组长,周恩来等为财经小组成员。

对此刘少奇毫不客气地批评有人以为指标高就有干劲,这种干劲靠不住,现在的许多积极性是通过解散公共食堂、实行农业六十条、基本核算单位下放调动起来的,不是高指标调动起来的。

  拿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来比喻成绩和缺点错误的关系,是毛泽东第一个提出来的,而且经常讲,尤其是在出现工作失误遇到困难的时候。现在,刘少奇突破了这个说法,对国内形势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其实,不久前,毛泽东也已经突破了“一个和九个”的框框,他要求对成绩和缺点错误进行具体分析,是多少就是多少,而且也把工作中的错误称作“人祸”。但那是在一个小范围的内部谈话时说的。如今,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向全党这样尖锐地提出问题,特别是关于“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种在当时听起来颇有些刺激性的话,对毛泽东来说不会是愉快的。

看得出,毛泽东这次是下决心要充分发扬民主,让大家把意见都提出来,但前提还在,修改报告过程并不轻松,既要把大家提出的问题都解释清楚,又不能违背“三面红旗”的宗旨,既要对几年来的经验教训进行认真的总结,又要统一思想。

  十六日,杨尚昆向刘少奇和邓小平谈了自己的看法。刘少奇同邓小平商量,决定向毛泽东汇报。晚上,毛泽东在钓鱼台十二号楼召集刘少奇、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等开会。在不同意见面前,毛泽东没有表态,而是鼓励把不同意见充分发表出来。他决定成立一个报告起草委员会,吸收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③(③起草委员会共21人,包括各中央局负责人和部分中央部门的负责人。)先谈谈主要矛盾是什么,统一思想之后,再写稿子。④(④《杨尚昆日记》(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12、113页。)

在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那一年又办起了人民公社,提出了大跃进口号。在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后一个相当时间内,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也没有可能规定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因为经验还不足。在这种情形下,干部和群众还得不到一整套的教材,得不到系统的政策教育,也就不可能真正有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要经过一段时间,碰过一些钉子,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才有这样的可能……现在好了,有了这些东西了,或者正在制定这些东西。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加妥善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这次会议确定进一步调整一九六二年计划的各项指标。中央财经小组吸取会议讨论的意见,修改和充实了《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这个报告,对经济形势作出比较清醒的分析,提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措施,使一九六二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指标建立在切实可行的基础上,对于下最大决心一心一意搞经济调整,起了重要作用。

邓小平表态,人民公社如果经过试点会更好,既然早产了就应当好好地爱护它,对“早产的孩子”有四种态度:一是不要,这是右派;二是对对付付,不认真;三是拔苗助长,多给猪肉吃,多运动,这三种态度都不对,主席的态度是重视爱护它,想办法解决问题,四种态度跟哪一种走?当然是跟主席走,一定有希望。

  第二天,讲话稿送来了,是一个录音记录。毛泽东花了一天工夫,在记录稿上略作了一些文字修改,完全保持了原来的样子。改出后即交田家英,并批示:“改好了(初步地),请你看一遍,看还有什么错误没有。看完后,即送江青看,然后还我。”②(②毛泽东给田家英的批语,手稿,1962年2月26日。)

其中大家印象最深的,是口头报告中关于经济形势及错误产生原因的两个“三七开”,然而正是这些话,正是这个口头报告,使刘少奇和毛泽东之间产生了真正的分歧。

  西楼会议是七千人大会的继续。它在七千人大会认清形势、统一认识的基础上,初步检查了一九五八年以来特别是当前的国家财政收支情况,摸清了多年来想搞清楚而没能搞清楚的家底,使党中央和国务院真正认识到当时面临的财政赤字的危险性。在此基础上,会议作出三项决定:第一,现在在经济上是处在非常时期,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大力恢复农业,稳定市场,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第二,“今后十年,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是调整阶段,主要是恢复,部分有发展;后一个阶段,是发展阶段,主要是发展,也还有部分的恢复”。②(②《中共中央关于转发陈云等同志讲话的指示》,1962年3月18日。)第三,由陈云、李富春和李先念向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传达这次会议的精神和中央的方针。

起草委员会经过讨论,并参照了大会代表的部分意见,最后将“书面报告”中“三面红旗”是“站得住的”,改为是“正确的”,基本肯定了“三面红旗”。

  在讲民主集中制的时候,毛泽东说了这样一段话:“民主集中制是一种制度,也是一种方法,就是要让人家讲话,要听不同的意见。这次人大开会,不是开了好久吗?三个礼拜。还是从前讲过的,叫做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现在我们党内党外都实行这三条。讲错话不要紧。从前老是讲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事实上没有实行,言者还是有罪。右派猖狂进攻,不得不反,你不反怎么办呀?但是带来一个缺点,就是人家不敢讲话了。刚才不是有一位同志说了嘛,政治上不敢讲话,工作上不敢负责,学术上不敢争鸣。要实行民主集中制是很不容易的,要造成一种气氛,现在逐步在造成这种气氛。”

“文化大革命”发动后,江青曾在一篇讲话中称毛泽东对“七千人大会”“心里憋着一肚子气哩”,只是对林彪的讲话“内心是感激的”,也许,这可以为“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作一个注脚,在随后的日子里,林彪的升迁和刘少奇地位的下降乃至被罢黜几乎是同步,也就并非偶然了。

  关于党的作风问题,刘少奇突出地谈了实事求是的问题。他说:要实事求是,就要调查研究,就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就要从实际出发来拟定政策,拟定计划,拟定措施。要实事求是还要有勇气。没有勇气,就不敢实事求是。①(①《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418—443页。)

一年来中央逐步改正错误,要求各地、各部门也改正错误,不能自行其是;报告对集中统一还强调不够,没有把分散主义的种种弊端写得触目惊心;关于分散主义要列举表现事实,每个省、每个部都要有例子,一个也不能缺,这种现象太多、太普遍了。

  邓小平讲到这次会议要讨论国际国内形势的时候,毛泽东说:“这样好。有形势,才有气。会议不要开得太紧,上午休息,下午开会,晚上看戏。白天出气,晚上看戏。”

1959年9月9日,刘少奇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有右倾思想的人认为,中央领导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表现一“左”一“右”,不“左”即“右”,或者说太偏了,因此他们要求中央不“左”不“右”,绝对正确,世界上到底有没有这样的领导呢?是没有的,不发生一点偏差的群众运动,也是没有的。

  分配和几个大办,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养猪场

另外从一定意义上说,修改后的报告也更符合毛泽东的意图,因此24日毛泽东看过报告后,立即找到刘少奇、邓小平谈话,表示“赞成这个方向”。

  林彪还详细地阐述了党的军事方针。

彭真又接着说,我们对毛主席不是花岗岩也是水成岩,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负面影响。省市要不要把责任都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有好处,得不到教训,各有各的账,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

  大年初三(二月七日),七千人大会的最后一天。周恩来讲了国民经济存在的困难和克服的办法等问题。在通过关于刘少奇书面报告的决议之后,由毛泽东宣布大会闭幕。

很显然,彭真的意见是对的,后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等中央领导都在这次大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充分体现了党的领袖的广阔胸怀,受其影响,在会议的第二阶段,各省委、中央部门和国家机关的领导也都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这对于统一思想产生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委说错误主要由他们负责,也说到中央,但总是说中央

中国的民主革命经历了24年后才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现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也必须要经过一个很长的过程,要翻过筋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才能比较主动、比较自由,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缺乏经验。

  二月二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采纳邓小平和彭真的建议,出气大会告一段落。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这一部分中讲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他说:“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是变成修正主义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到一月十日上午十时,毛泽东看过了报告稿的前两部分。他写了一个批语给田家英并告刘少奇、邓小平等,说:“觉得好,但还没有细想,提不出不同意见。须要看第二遍,才有可能想一下。第三部分还没有看。”①(①毛泽东给田家英并告刘少奇、邓小平、陈伯达的批语,手稿,1962年1月10日。)过了一会儿,他又把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找来商量,他认为刘少奇报告的中心反对分散主义,不能变动,必须坚持,并决定将报告立即印发七千人大会,分组讨论三天,征求意见,允许各种意见的发表。

毛泽东在讲话中还花费了大量篇幅对“三面红旗”进行论证。他说,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头八年内,都有一条适合客观情况的、有充分说服力的总路线,以及在总路线指导下的一整套方针、政策和方法,教育了干部和群众,统一了他们的认识,工作也就比较做得好。但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因此从1958年起,我们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

  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结束后,刘少奇、周恩来等继续着力抓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

对于大会集中讨论的“反对分散主义”问题,起草委员会内部虽有争论,但多数同志仍认为这是当前的主要矛盾,报告所阐明的观点是正确的,连一向不轻易表达自己意见的陈云也态度鲜明地说,这个报告对成绩和缺点讲得是适当的,抓分散主义抓在了点子上,符合毛主席定的“要开一个鼓劲的大会”的调子,也符合当前人们的思想状况,是鼓得起劲的,他还说,现在确实存在着严重的分散主义,上下都有,如果不反,当前的许多问题无法解决……最后刘少奇在作总结时说,马克思主义讲时间、地点、条件,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主要矛盾,在中央已经提出一系列调整方针、政策之后,关键就在于各级党委贯彻执行,不容许各行其是,目前贯彻全面调整方针的最大障碍是分散主义,必须要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

  毛泽东讲的另一个重点,是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一段时间以来,毛泽东在纠正错误、总结经验的时候,常常讲到认识论问题,强调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这次讲话,系统地发挥了这个问题。他详细地回顾了中国共产党对于如何进行民主革命,是经过了二十四年全党的认识才完全统一起来这一历史过程。然后他说:“我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艰难地但是成功地认识中国革命规律这一段历史情况的目的,是想引导同志们理解这样一件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

经过反复修改,1962年1月初报告写出了第一稿,共三个部分:①、目前的形势;②、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③、党的问题。

  “我相信能解决上下通气的问题。有一个省的办法是,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全场活跃,鼓掌)我建议让人家出气。不出气,统一不起来。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集中。因为气都没有出嘛,积极性怎么能调动起来?到中央开会还不敢讲话,回到地方就更不敢讲话了。我们几个常委商量了一下,希望解决出气的问题。有什么气出什么气,有多少气出多少气。不管是正确之气、错误之气,不挂账,不打击,不报复。你骂了我,我整你一下,这是不许可的。要建立民主集中制。讲了几十年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内生活的民主集中制没有很好建立起来,民主集中制的思想在有些同志脑筋里面没有产生,没有民主。”

有人说,前几年要办供给制,一下都办,是谁的错?还有人提出疑问,1959年毛主席的六条指示是地方反对,还是庐山会议改掉了?省委的一位负责同志则明确表示,造成分散主义的原因,主要是主观方面也就是党的作风问题。

  这时,毛泽东已经改出七千人大会讲话第七稿。三月二十日,批示将讲话整理稿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伯达征求意见。

第一,工农业生产的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战线过长,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

  报告修改稿,集中各方面意见,终于形成一个为各方面能够接受的,对于统一全党思想,动员和鼓舞全党同心同德地克服当前困难、完成各项工作任务,起了积极作用的文件。

此后,刘少奇又多次参加报告的修改、讨论,他反复强调要科学分析当前严重经济困难的原因,主要不是天灾,也不是赫鲁晓夫撕毁全部协议和合同,而是我们工作中的错误,这点报告中要讲清楚,使干部群众有信心,只要我们能改正错误,就必定能够克服困难。

  四月二十三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周恩来报告了中央财经小组讨论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情况。刘少奇又谈了如下一些意见:(一)国民经济有全面失调的问题,要全面调整。(二)要有秩序地撤退。不然,搞乱了,党会失掉威信。(三)现在要讲清形势。看来,对形势还估计不足,不是过分。在经济上没有大好形势。所谓大好形势,是指政治上,表现在党的团结,人民的团结。如果对形势认识不一致,就会发生不团结。但是,在讲形势时,不要讲得人心惶惶。①(①程子华在中共国家计委党组会议上传达刘少奇在讨论1962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时的讲话的记录,1962年4月25日。)

修改后的报告表示,这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当然也包括中央各部门和国务院及其所属各部门”;“其次要负责的是省一级领导机关”。在讲到缺点和错误产生的原因时报告指出: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的经验还很不够;另一方面,是由于几年来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

  二月二十六日,国务院召开有各部委党组成员参加的扩大会议。陈云发表题为《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讲话,李先念作关于当前财政信贷和市场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应当采取的措施的讲话,李富春作关于工业情况和建设速度问题的讲话。三个讲话,特别是陈云的讲话,受到热烈欢迎。三月十八日,在刘少奇的建议下,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三个讲话。

实际上,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是为了论证“三面红旗”的正确性作铺垫的,因为他始终坚持“三面红旗”是正确的,1960年6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就曾说过:“前八年照抄外国经验。但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开始找到了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

  他坦诚地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①(①此处原有一段话:“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1966年2月中共中央将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印发党内领导干部阅读时,经毛泽东本人同意,删去了这段话。)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

、全面分析近几年来的成绩和缺点

  十一月三十日晚,毛泽东离开北京,到上海、杭州小住。十二月十三日下午来到江苏太湖之滨的无锡。十四日上午,听了江苏省委的工作汇报。第二天,又找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等汇报。江渭清汇报说:今年农村粮食计划分配比去年少,但加上自留地、十边田,估计百分之七十的地方比去年好,百分之十五差不多,百分之十五有困难。江苏征购任务已完成百分之九十四,棉花超产,原定征购一百五十万担到二百万担,实际完成二百二十万担。猪、家禽、外贸、财政情况都比较好。

1961年9月在庐山开会时,毛泽东在周恩来发言中也曾插话说,错误就是那么一点,有什么了不得。

  相信呢?谁叫你购买呢?我们头脑这个加工厂,没有了

而1月19日会议一开始,陈伯达就抢着发言,称彭真关于毛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彭真不得不解释自己的意思是不要给人一个印象:别人都可以批评,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评,这不好。

  七千人大会,是一次总结大会,又是一次动员大会。通过这次会议,大家精神振奋,团结一致,积极投入到恢复和发展生产、克服经济困难的斗争中去。

对于“三面红旗”的解释,刘少奇更是煞费苦心,在当时的情况下,与会代表对“三面红旗”有疑问,不解释不行,但不能也无法作更清楚的解释,因此刘少奇称对“三面红旗”要不断地进行总结,甚至要总结十年,这充分体现了刘少奇的良苦用心,也反映了他的一种深深的矛盾心情。

  毛泽东讲民主集中制问题,在会议上引起强烈反响,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拥护。刘少奇对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十分赞同。他提出来,要把民主集中制的意思加到他的报告里头。他说:“我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要修改一下,把主席讲的民主集中制的意思加进去。这个问题,在各组讨论我那个报告的时候,就反映出来了,但是我们起草委员会没有接受这个意见。他们说分散主义不是主要问题,我们说分散主义是主要问题,和他们对起来了,而没有从另一方面去考虑他们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底下提出这个问题来了,我们起草委员会修改的时候注意不够。今天找了陈伯达和胡绳他们几个同志,谈这个稿子如何修改的问题。根据主席的意见,想把这个第二部分的题目改成‘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没有充分的民主,不可能集中,不可能搞集中统一。过去这几年,有集中过多的倾向。这种集中过多,_小是真集中,不是无产阶级的集中制,而是独断专行。我感觉,我们这几年的主要经验之一是这一条。”他还说:“要搞成一种能够畅所欲言的空气。党内如此,党外更如此。过去我们在这方面/t、让他们畅所欲言,我们堵了言路,这是一条很大的教训。所以,毛主席就讲了一篇民主集中制。”①(①刘少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2年2月8日。)

但问题是在如此公开的场合下,在大多数人都在对错误进行反思时,林彪的独具匠心的讲话就不能不说是别有所图了,林彪故意制造个人崇拜,讨取毛泽东的欢心,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他把造成困难的原因,归咎于是将毛泽东正确的东西拉到了“左”边去,产生了错误,把毛泽东历史上起过的重大作用加以神化,说成一贯正确而且永远是正确的,并结论说凡是出了问题,就是错误思想对毛泽东正确思想干扰的结果,这就不能不说是别有用心了。

  邓小平针对几年来党的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七点要求:要立志气;要加强纪律性;要强调统一领导;要有全局观念;要提倡实事求是;要搞群众路线;要严格党的生活。

第一部分“目前形势和任务”修改后,突出地讲了“大跃进”以来的成绩,总结的成绩是十二条,缺点错误四条,并增加了基本经验教训十六条,教训的重点讲了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应该注意的问题,同时加写了“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这一关键句子。

  在汇报到山东的牲口已经停止死亡时,毛泽东说:“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牲口就不会死,农具破坏也不会那么严重。大平均主义六年没有解决,现在解决了。有人说,这是不是退步?是不是社会主义?这不是退步,按劳分配就是社会主义。照顾五保户、困难户,有共产主义因素。还有积累,还有征粮,有了前途。这是整个人民的利益。”①(①毛泽东听取谭启龙等汇报时的插话记录摘要,1961年12月17日。)

如果说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就已经准备要“打倒”刘少奇了,这肯定是不确切的,但毫无疑问,自此毛泽东对刘少奇产生了深深的不满,他们之间产生了真正的分歧,而在从“不满”到“打倒”刘少奇的过程中,林彪的那次讲话的作用至为明显。

  在三月二十一日的会议上,刘少奇将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一一列出,并且指出,缺点、错误由中国共产党负责,在中国共产党又是由中央负责,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负责人士没有责任或者责任很小。对此,与会者反应十分强烈,对中国共产党承认错误、承担责任的精神深受感动。张治中更有深切的感受。他说:“我这个人跟国民党蒋介石的关系二十五年之久,我作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也有十几年之久,我就从没听过蒋介石讲过自己的缺点、错误。不论在大会上、小会上,他总是骂街,骂这个人不对,骂那个人不对,好发脾气,好骂人。有个故事,我记得清清楚楚,恐怕在座的也有人知道。国民党开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他也在大会上骂人。当时会场上不晓得什么人写了一个条子,写了两句话。这两句话是《书经》上的:‘万方有罪,朕躬有责’①(①见《论语•尧日篇》,原文是:“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又见《书经•汤诰》,原文是:“其尔万方有罪,在予一人”。),蒋介石把它改成‘朕躬有罪,万方有责’。这句话传遍了全场。”②(②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八次会议第二次会议记录,1962年4月9日。)

、对“三面红旗”提出总的看法

  当天晚上,各中央局召开会议,对如何开好“出气会”进行部署。

谈话结束前,刘少奇又嘱咐了一句:“大家不要怕这怕那,要放开手脚写,要敢讲老实话,讲过了头也没有关系,反正是草稿,中央政治局还要讨论,错了政治局负责。”

  总是正确的英明领导,这不符合事实嘛。这就不能真正

、指出困难形势产生的原因

  讲到一九六二年的工作时,他说:明年工、农、商、学、兵、政、党要全面走上轨道。党是领导一切的。要搞个几十条,大家遵守。明年要开会,开个大动员的会议。明年一月开中央工作会议,无论如何要抓好工作,争取主动。要识大体,顾大局,要加强纪律性。②(②丰=泽东听取江渭清等汇报时插话的传达记录,1961年12月20日。)

毛泽东提议当晚,各中央局即迅速部署如何开好“出气会”。1月30日上午,各省召开动员会,要大家打消顾虑,趁热打铁,把“气”出完,重点是对省委的工作提出批评,晚上,毛泽东又在各中央局书记会上,对如何开好“出气会”作了指示。

  十六日傍晚,毛泽东离开无锡。十七日路过济南,又听了山东省委负责人谭启龙、裴孟飞、白如冰、苏毅然等人汇报。

经过讨论,对原报告提出的一些指标进行了修改,去掉了15年赶英国的提法及不切实际的粮食亩产指标,粮食、棉花、钢铁、煤炭四大总产指标在原基础上调低了5%左右。

  他还批评说:“我们有些同志,听不得相反的意见,批评不得。这是很不对的。在我们这次会议中间,有一个省,会本来是开得生动活泼的,省委书记到那里一坐,鸦雀无声,大家不讲话了。这位省委书记同志,你坐到那里去干什么呢?为什么不坐到自己房子里想一想问题,让人家去纷纷议论呢?平素养成了这样一种风气,当着你的面不敢讲话,那末,你就应当回避一下。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

在1961年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在分析经济困难时说:“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山西、河北、山东、河南的同志也是这样说的……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有的同志讲,这还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现在看来恐怕不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总是九个指头、一个指头,这个比例关系不变,也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

  关于国内形势,刘少奇说:实事求是地讲,国内的经济形势是有相当大的困难,表现在吃的不够,穿的不够,用的也不那么够。因为一九五九年以来这三年农业生产上有相当大的减产,工业生产在一九六一年也减产了,减产百分之四十还多。两三年以前,我们原来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都会有大跃进的。在过去几年中,的确有一段时间是大跃进的。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原因在哪里呢?原因不外是两条:一条是天灾,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还有一条,就是一九五八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他说:这两个原因,哪一个是主要的呢?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我到湖南一个地方去,那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困难。我问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三月十三日,毛泽东在武汉回复刘少奇、邓小平:十六日来面谈一次,商议当前财经工作和给苏共中央复信等国际问题。十五日,又提出要周恩来和刘、邓一同来,并带上准备提交全国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稿。

  张。但是经过了大半年,我们才了解。人们对于事物的认识,就

  毛泽东的心始终牵挂着农业问题。农业“六十条”’下发快一年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的工作,各地正在抓紧进行,农村和农业的情况究竟怎样,“六十条”贯彻执行的情况如何,他非常需要了解。二月二十五日,找来田家英,要他再组织一个调查组,主要了解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和问题。他指定了四个调查地点,都在湖南。一个是毛泽东的家乡湘潭韶山,一个是刘少奇的家乡宁乡炭子冲,还有湘乡唐家士宅(毛泽东的外祖家)和长沙天华大队(一九六一年刘少奇蹲点的地方)。他嘱咐田家英,要向刘少奇报告一下,问他有什么指示,他那里有什么人参加调查。田家英回到北京,向刘少奇作了汇报。刘少奇表示同意,并且很关心调查组,说湖南三月份天气还很冷,可以向湖南省委借些棉大衣给大家穿。

  七千人大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盛会。这次会议,总结了建国以来十二年特别是一九五八年以来四年的成绩和经验教训,使全党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达到一致的认识。这次会议,充分发扬民主,大家畅所欲言,对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敢于揭露和批评,有些批评指名道姓,包括对毛泽东的指名批评,这种情况,在建国后党内生活中还不曾有过。在全体会上,毛泽东带头作自我批评,对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承担了主要责任。周恩来也作了自我批评,说这几年的缺点、错误,国务院及所属各综合部门,要负很大责任。此前,邓小平也曾多次在中央会议上表示: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首先应由做具体工作的中央书记处负主要责任。党的最主要的领导人在如此广大的范围内作诚恳的自我批评,深深地感动了全体与会者。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和中央各主要部门负责人,也都在这次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鼓掌。

  最后,他归结了一下自己的讲话:“我这个话很短,主要就是这些话:单有总路线还不够,还要有一整套的具体政策。而这一整套的具体政策,要经过一个过程才能制定出来。要制定,就需要作调查研究,要走群众路线,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这是老话,老生常谈,这个常谈里头有真理。”①(①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八次会议第二次会议记录,1962年4月9日。)

  等,都是中央的。虽然材料是由你们来的,但是谁叫你

  这一年多来,关于国内情况,毛泽东听到的和看到的(包括书面材料),尽是困难和问题,农业严重减产,工业生产完不成计划,农村的饿、病、逃、荒、死现象等等,使他感到压抑,这次听到江苏省委讲的一些好消息,工业、农业、财贸等都有起色,使他耳目一新,甚为高兴。原打算只听一次汇报就走,结果住了三天。十五日写信给主持财贸工作的李先念和姚依林,要他们也来听一听江苏省委的经验汇报:“江苏有一些好经验,工业、农业和财贸几方面的,很值得听一听。”①(①毛泽东给李先念、姚依林的信,手稿,1961年12月15日。)

  然后是省委,然后才是地委、县委。我到下边一看,省

  毛泽东做了自我批评。他说:“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一月二十六日下午,毛泽东在钓鱼台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七千人大会的安排问题,还讨论了刘少奇口头报告提纲,决定二十七日下午召开全体大会。

  得到经验教训。这几年的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高

  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八次会议的第一次会议是在三月二十一日召开的,刘少奇在会上根据七千人大会和西楼会议的精神,作了关于目前形势和应当采取的方针政策的报告。毛泽东出席了四月九日的第二次会议,先听了讨论刘少奇报告的发言,然后讲话。

  是这样子奇怪。有了这样错误的经验,我们就可以不再犯了。

  从几天来小组讨论的情况看,有一些地方的同志,主要是县、地两级负责人,对省委领导有意见而不敢讲,不能畅所欲言。为此,毛泽东在会上宣布,要大家出气,畅所欲言,把话说完,趁热打铁,延长会期。这一宣布,获得全场极为热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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